，”他布满粉笔灰的手指划过纸面，“每个公式都是座桥，连着过去和未来。”
三姐摸到饼干盒底部时突然泣不成声，那里垫着她十岁时的算术本，父亲用红笔在错题旁批注：“错误是真理的渡船。”
四姐收到哈佛录取通知时，父亲正戴着老花镜补搪瓷盆。
铝钉扎破手指的瞬间，他忽然想起四丫抓周时攥住的那支钢笔。
汇款单在灶台上搁了三天，直到母亲发现他在后院烧东西——竟是那件穿了二十年的蓝涤卡中山装，领口还别着“优秀教师”的徽章。
“美国不穿这个。”
他把灰烬埋在白杨树下，转身去信用社取出全部积蓄。
临行前夜，四姐在行李箱夹层发现条褪色的红头绳，系着张泛黄的字条：“你六岁时用这个扎《新华字典》，说要把天下书都捆回家。”
如今这条红头绳缠在她博士论文封面上，像当年父亲批改作业的朱砂痕迹。
我选择师范院校那天，父亲把用了半辈子的桃木戒尺递给我。
尺面刻着“教”字的篆体，凹痕里积着经年的粉笔灰。
开学典礼上，我翻开他塞在我行李深处的笔记本，突然明白为何每页右侧都留有三指宽的空白——那些密密麻麻的旁批里，藏着四十年的教案精华。
第一次站上讲台那日，粉笔在掌心断成三截。
恍惚间看见父亲在教室后排微笑，灰白鬓角落着粉笔屑，手指在空中划出无形的辅助线。
下课后，我在黑板槽发现颗水果糖，玻璃纸上印着八十年代的熊猫图案——正是他当年用报名费买的那款。
糖纸夹进教案本时，我仿佛听见五个孩子在煤油灯下抢糖吃的笑声，而父亲正把最后半块红糖悄悄埋进我的粥碗。
今年清明，我们兄妹带着孩子给白杨树系红绸。
大姐的孙子在树根旁发现个铁盒，里面是五枚不同年代的校徽：北大红、复旦蓝、哈佛金、陇西灰、师范白，整整齐齐排成梅花状。
父亲用放大镜照着校徽上的纹路，忽然笑出眼泪：“当年先生说我若能有棵桃李树，便是造化，如今这五棵杨树都成林了。”
暮色中，五个孙辈在树下玩跳房子。
父亲用戒尺轻敲树根，吟起《诗经》里的句子：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”
晚风穿过杨树林，五十年光阴在叶浪间沙沙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