歪斜字迹：大姐的“北京”，二姐的“兰州”，三姐的“复旦”，四姐的“博士”，我的“师范”——五个方向，五道光痕，在父亲的年轮里蜿蜒成河。
大姐收到医学院录取通知书那夜，父亲在阁楼翻找整宿。
清晨他踩着露水归来，军绿帆布包鼓鼓囊囊的，抖落出一本泛黄的《本草纲目》，书页间夹着干枯的蒲公英标本。
“这是先生留给我的，”他摩挲着卷边的扉页，“大丫要记住，医书里写的不仅是药方，还有苍生。”
开学前夜，父亲执意送大姐去火车站。
月台上，他忽然解开中山装第三颗纽扣，从贴胸口袋掏出个粗布小包——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五粮票、十斤全国通用粮票，边缘被岁月磨得发毛。
“当年你妈坐月子时藏的，”他喉结滚动两下，“该用在救命的地方。”
列车启动时，大姐从车窗探出身，看见父亲追着火车挥动那本《本草纲目》，书页在风里哗啦啦翻动，像群白鸽掠过她往后三十年的手术台。
二姐执意去陇西支教那天，母亲哭湿了三块手帕。
父亲整夜蹲在院角，榔头敲打木板的声音混着野猫的呜咽。
黎明时分，他扛着个钉满铜钉的樟木箱出现，箱盖内侧用红漆写着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——正是当年私塾烧剩的门匾残片。
箱底压着二十个裹盐巴的咸鸭蛋，蛋壳上用蓝墨水标着日期，从“霜降”排到“谷雨”。
“每月存一个，吃到明年开春。”
父亲说着又塞进捆油纸包，那是他手抄的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火车驶过秦岭时，二姐打开书册，发现页眉密密麻麻注着地理笔记，在“祁连山积雪”旁画着朵小雪花，和她幼年发烧那夜父亲额角的冰碴形状一模一样。
三姐在复旦读理论物理时，父亲开始收集所有带格子的纸。
烟盒锡纸、化肥袋内衬、甚至我们包月饼的油纸，都被他抚平叠好寄往上海。
有次我偷看三姐回信，泛黄的烟盒背面列满薛定谔方程，空白处父亲用铅笔写着：“格物致知，穷理尽性。”
那年实验室爆炸事故后，三姐瘫在病床上不吃不喝。
父亲连夜坐硬座赶到上海，从帆布包里掏出个铁皮饼干盒——里面是九百多张不同质地的演算纸，按日期排列成螺旋状。
“你看
